袁恺（？—1498年），字舜臣，明朝河南鲁山人，少时聪慧敏悟，洒脱不羁，通晓儒家典籍，景泰五年（1454年）登甲戌进士第。历任兵科给事中、礼科给事中、巡按直隶监察御史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。因刚毅正直、敦义施仁，世称“袁都堂”“袁都宪”。

天顺初年，帮助明英宗复辟有功的阉臣曹吉祥，被提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，总督五军营﹑三千营和神机营等京师三大营，掌揽京城军政大权，权势滔天，恶迹斑斑，朝野官民对他均侧目而视，敢怒而不敢言。时任兵科给事中的袁恺却不畏权贵，独自向朝廷上疏历数曹吉祥“奸欺之罪”，各地方官吏都非常震惊。后曹吉祥终因图谋篡位被英宗凌迟处死，所有同党也都被判死罪。袁恺也因“大著直声”而声誉大增。

明朝中叶，日趋腐败的朝政，不断增加的赋税徭役，致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在疯狂的迭加盘剥摧残下失去土地，不得已背井离乡，挈妇将雏从四面八方涌进了地僻人稀、官禁松弛的荆襄地区。但明政府对百万流民“驱回原籍”、“编甲互保”的高压政策使得暴乱接连发生。成化元年（1465年）三月，宪宗命河南布政使王恕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，抚治南阳、荆、襄三府流民。由于地方官员没有认真推行处置荆襄流民的方案，使得官民矛盾一直没能得到妥善解决。随后，朝廷又命王恕和河南、湖广巡按御史、三司等官员一起“设法捕贼”，然而王恕等人却因处置不力，致使湖广荆襄等处的流贼聚众，从房县到南漳数百里之间，大肆烧杀抢掠，“深为民患”。是年十月二十八日，兵科给事中袁恺表奏镇守总兵官李震、巡抚御史王恕等人，“平时既无抚驭之方，有警又无剿抚之策，蒙蔽贼情，坐视民患，宜各究治，以为人臣误事者戒”。朝廷命令记载王恕、王俭的过失，减少王瀛等人的俸禄，并责令同心协力剿贼。在浩浩皇宫大殿里，敢说实话，敢说真话，敢于直率上奏的袁恺，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，每一句话都凛然不羁。

面对当时战乱不断的北部边疆，袁恺曾上奏安定边防五条措施，因切实可行受到朝廷赞许。成化二年（1466年）8月，朝廷以袁恺熟练通达边防事务任其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（今辽河以东地区）。袁恺赴任不足一月就上奏谍报，朝廷认为其“有谋略”。此外，看到辽东常年被女真侵犯，民不聊生，百姓无法承担赋税，袁恺就奏请免除辽东“岁贡人参”并得到朝廷同意。朝廷“特遣掖臣纪勒其功，且官其子，锦衣得世袭”。面对能够让后代封官袭爵的褒奖，袁恺却以“尽心边圉，臣子职分”为由，坚决推辞不接受。

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为人忠直的袁恺还是遭到了阉宦的嫉恨、诽谤、诬陷，在成化六年（1470年）9月被朝廷外放改任南京鸿胪寺正卿，但他毫无怨言，仍忠于职守。宪宗为嘉勉这位忠贞之臣，御赐金匾“忠贞元老”以示宠荣。六年后，袁恺相继升迁为光禄寺卿、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裁南京粮储等职，但他“亦无喜色”。其涵养镇定如此，真正做到了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。

吏部尚书王翱、兵部尚书尹直曾联名向朝廷推荐重用袁恺，但袁恺却决意激流勇退告老回乡。乡居期间，他修身垂范，敦义施仁，深受乡里拥戴。后鲁山县“适岁凶，民负官课”，看到发生荒灾的家乡民不聊生，百姓无法承担税赋，袁恺主动拿出俸金2500两白银替全县百姓缴纳。第二年秋粮丰收后，农户如数归偿时，袁恺却分文不收。乡里百姓感念其德，赞不绝口，皆呼“袁都宪”“袁都堂”而不呼其名。

弘治十一年（1498年），袁恺卒，朝廷敕谕，从祀乡贤，更立祠堂以祀之，后葬于鲁山县城南十五里袁家寨西北侧袁氏墓园。如今，园内苍翠幽邃，肃穆静谧，一生以“直声”卓立的袁恺让岁月不忘，后人常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