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方平（1007年—1091年），字安道，北宋应天府宋城县（今商丘市睢阳区）人。张方平一生见证了北宋五任皇帝的更迭，且亲身参与了仁宗、英宗、神宗三朝重大历史事件，被誉为“三朝元老”。

张方平为人多识见，有气量，且文采出众，诗酒豪迈。《宋史》中称：“方平慷慨有气节。”苏轼评价他：“其有似于孔北海、诸葛孔明也”。

张方平少年时聪敏绝顶，家庭贫寒，买不起书，他就向别人借三史（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）读，十来天就归还，说：“我已经读完了。”他读书只看一遍，不读第二遍，宋绶、蔡齐认为他是天下奇才。

仁宗景佑元年（1034），考取茂才异等，任校书郎、知昆山县。宝元元年（1038），又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，迁著作佐郎、睦州通判。

宝元二年（1039），西夏李元昊准备叛乱，写来了一封傲慢的信，想促使宋与他绝交，以便趁机激怒西夏人以拥戴他。张方平建议：“暂时忍让，使元昊没有理由公开叛乱，等待一年多时间，抓紧精选将士，秣马厉兵，修筑城池，形成不可战胜之势。虽然元昊最终必然反叛，但师出无名，官吏将士没有同仇敌忾之心，这样就难以同我们决战。小国家用兵三年还分不出胜负，国内就会不攻自破，我们再乘机攻击，这是必胜之道。”当时朝廷处于全盛之时，大家都认为张方平的建议太软弱，是姑息养奸。于是朝廷决定出兵讨伐。张方平又献上《平戎十策》，认为：“西夏想来侵犯，必然从延、渭来，巢穴一定空虚。我方应该屯兵河东，轻装直进，这就是攻其所必救，使敌处于被动的打法。”宰相吕夷简赞同这一策略而没有实际采用。

王拱辰曾提议河北的盐由政府专营，张方平知道后就说：“河北的盐业为什么要统一管理呢？”皇上说：“刚刚立法决定的。”张方平说：“过去北周世宗将盐税均入其他税收之中，现在的两税法中盐钱项就是。这岂不是重复征税吗？”皇帝惊醒过来，张方平请皇帝亲笔发文，停止收此税。河朔父老乡亲在澶州拜迎他，并举行了七天佛老会，以报谢皇恩，这件事详见《食货志》。升任端明殿学士、判太常寺。

皇帝征求臣下的增收节支方案，张方平同大伙一起提了意见后又单独写了几千字，大意说：“祥符年以来，法制松弛，渐渐背离了祖先的传统。科举、任子、考核转正、升迁补叙等法则都被破坏了，任命将领、操练战士，都不是原先的规则。中央财政开支处境窘迫，必定导致政出多门；大商人、大贵族钻空子获取暴利，专营茶盐香矾的法律也被破坏。这是治乱兴亡的关键所在，不可不认真对待。”皇上看了他的意见书非常高兴，正要重用他，碰上判官杨仪犯罪，方平因为同他有交往，贬职出任滁州知州。不久知江宁府，又判流内铨。

至和元年（1054）七月，张方平以户部侍郎坐镇西蜀，知益州（治今四川成都）。张方平徙任益州。还未赴任，有人造谣说，侬智高在南诏，将侵犯益州。张方平说：“这必然是谣言。”路上遇到前往益州的兵士，他都遣返，其他劳役也都停止。正逢上元节灯会，城门三晚上不关，抓获邛部川翻译官造侬智高犯兵谣言的人，斩首于边境，放逐余党，蜀民才安定下来。

张方平是苏东坡的导师，是三苏父子的“伯乐”。初到成都，张方平就写信约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父子。张方平比苏洵大两岁，年龄相近，观点也相近，“论古今治乱，及一时人物，皆不谋而同。”这二位一见如故，相见恨晚。时欧阳修任翰林学士，荐苏洵于朝，洵文名大盛。方平在益州，奏免横赋四十万贯匹，及减兴、嘉、邛州铸钱十余万，蜀人便之。张方平此举减轻的蜀地经济负担，有利于经济、文化繁荣。

王安石等推行新法，卖渡口码头为市场，土地庙及其他宗庙，甚至宋地先贤阏伯、微子的庙都成了商贾活动之区。张方平说：“宋地是宋朝王业的发祥地，商朝时阏伯受封于商丘，主持祭祀大火星；微子是宋地的第一个国君。这两座庙，难道也不能幸免吗？”皇帝大怒，在奏章后面批示说：“侮慢神明，污辱国家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。”于是祠庙都得以保存。

几次请求退休，后以太子少师的身份退职。官制改革，废宣徽使，只允许他仍领此衔。哲宗即位，加封为太子太保。

元祐六年（1091）死，享年八十五岁。追赠司空。遗言不要谥号，尚书右丞苏辙替他请谥号，于是谥为“文定”。张方平死后葬于故乡应天府宋城县，即今商丘市睢阳区包公庙乡境内。